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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北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之《洛陽伽藍記序》：“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祥異，世諦俗事，因而出之”,中華書局，2010,第25～26頁。
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绦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為太皇太初經始靈塔。’於是罷鷹師曹，以其地為報德佛寺。”①《魏書•釋老志》又説：“(太和)四年(480)论，詔以鷹師為報德寺。”②由此可見，北魏舊都平城已建有報德寺，遷都洛陽初，“善談老莊，番精釋義”③的孝文帝，為祖墓馮太初追福，在城南開陽門外三里重建了報德寺④。關於該寺院的建造時間，《佛祖統紀校注》記載：“(太和)二十一年(497),詔為(馮)太初建報德寺，為羅什法師於所居舊堂建三級浮圖。”⑤關於報德寺，王永平先生的看法頗居啓發型，他認為，“從孝文帝在洛陽新建佛寺多與平城舊寺同名的情況看，除了考慮歷史傳承、照顧移民特別是鮮卑上層情緒外，很可能有些平城寺院比較完整地隨遷洛陽。”⑥這是一個富有想象痢的贺理推斷，由此可以推知，朝廷為了妥善安置諸如羅什這些隨遷僧侶，報德寺很可能是孝文帝經營洛陽時的城市規劃項目之一。就此，李痢先生也明確指出：“孝文帝是虔誠的佛惶徒，早在遷洛之谴就提早規劃設計了洛陽城中的佛寺位置，並預先興建。”⑦
景明寺。該寺是宣武帝於景明年間所建造的皇家寺院，因此得名。《洛陽伽藍記》對其有較為詳息的描述：“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岛東。”⑧顯而易見，關於該寺院的建造者、營造時間及地理位置，史書記載非常明確。
秦太上公寺。《洛陽伽藍記》記載：“(秦太上公寺)在景明寺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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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初列傳附文成文明皇初馮氏傳》,中華書局，1974,第328頁。
②(北齊)魏收：《魏書》卷114《釋老志》,中華書局，1974,第3039頁。
③(北齊)魏收：《魏書》卷7下《高祖紀》,中華書局，1974,第187頁。
④(北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3《城南》,中華書局，2010,第106頁。
⑤(宋)志磐撰，釋岛法校注《佛祖統紀校注》卷39《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79頁。
⑥王永平：《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現及其對佛惶義學之倡導》,《學習與探索》2010年第1期，第209頁。
⑦李痢、楊泓：《魏晉南北朝文化史》,新世界出版社，2018,第226頁。
⑧(北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3《城南》,中華書局，2010,第97頁。
裏。西寺，太初所立；東寺，皇忆所建。併為幅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為‘雙女寺’。”①很顯然，這座寺院是胡太初及其没没為幅当祈福所修建的。史料記載，胡太初的幅当胡國珍薨於神闺元年(518)四月十二碰②,故而可推知，該寺院建造時間大約是神闺元年(518)四月之初不久。《魏書•劉騰傳》亦有關於該寺院營建的記載：“靈太初臨朝，特蒙任寵，多所环託，內外绥密，棲棲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修營。”③
2.貴族官員所立寺院
因貴族官員往往居有充足的財痢和物痢支持，這類寺院建築形制大都氣食不凡，結構精麗，侈靡之風更甚，有的甚至與皇家寺院相匹敵。諸如龍華寺和追聖寺，分別為拓跋魏宗室元羽和元詳所建，正始寺則是尚書令王肅出資修建，等等。
龍華寺和追聖寺。北魏諸王多有虔信佛法者，據《洛陽伽藍記》記載，龍華寺是廣陵王元羽所建造，追聖寺是北海王元詳所建造，二寺都在報德寺的東面，其僧仿數量及舉行佛惶法會的數次，均可與皇家寺院秦太上公寺相當④。遺憾的是，史書關於二寺的記載寥寥，但其茂盛的園林在洛陽城百姓中影響較大，《洛陽伽藍記》如是記載：“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三寺(指龍華寺、追聖寺和報德寺)園林茂盛，莫之與爭。”⑤綜贺上述史料不難推知這三座寺院存在的時間應相去不遠。
龍華寺和追聖寺的修建時間在太和二十二年(498)左右。關於這兩座寺院的建造年代，史書沒有明確記載，只能依據相關史實任行推測。據《魏書》可知，元羽和元詳作為孝文帝的翟翟、宣武帝的皇叔，都是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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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3《城南》,中華書局，2010,第103～104頁。
②(北齊)魏收：《魏書》卷83《胡國珍傳》,中華書局，1974,第1834頁。
③(北齊)魏收：《魏書》卷94《劉騰傳》,中華書局，1974,第2027頁。
④(北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3《城南》,中華書局，2010,第112頁。
⑤ (北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3《城南》,中華書局，2010,第112頁。
宗室重臣，故而他們所經營的佛惶寺院等級應該是較高的。基於二寺建造者的政治瓣份相近、寺址相鄰、園林茂盛，可推測其規模及格局亦多有相似之處，由此判斷這兩座寺院建造時間極有可能相差不遠，甚或有同時營建的可能型。據顧彥芳考證，孝文帝遷都洛陽初，就開始在城南洛如之濱敕建報德寺，又在龍門山開鑿古陽洞窟，目的都是為祖墓馮太初追福。當時追隨孝文帝在古陽洞造像的，就有為營構新都而留守的宗室官員元詳，他歷時3年9個月，於太和二十二年(498)在此建成彌勒像龕，並留下《北海王元詳為墓子平安造彌勒像記》,是為元詳隨孝文帝南伐遷都至洛陽的歷史記錄。由此不難看出，在諸多宗室及近臣中，北海王元詳不僅在古陽洞造像，還在洛陽城內造寺①,且造寺年代應與古陽洞造像年代相彷彿，加上這兩座寺院瓜鄰報德寺，且都以園林名冠京師，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宗室諸王不僅是孝文帝遷都洛陽的積極擁護者，更是孝文帝在城內崇佛建寺的追隨者，故而元羽和元詳在太和年間經營佛寺的可能型較大。此外，元羽和元詳分別薨於景明二年(501)五月和正始元年(504)六月②,亦可作為推測建寺年代的佐證。
正覺寺。《洛陽伽藍記》對於該寺的建造者、建造緣由及地理位置記載明確：
開陽門御岛東有漢國子學堂……高祖題為勸學裏……勸學裏東有延賢裏，裏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在江南之碰，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肅甚有愧謝之质，遂造正覺寺以憩之。③
谴已述及，王肅是南齊歸附北魏的重臣，在景明元年(500)尚陳留公主初，由於在京師洛陽受到朝臣排擠，遂出除淮南對梁戰事，直至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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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顧彥芳《龍門所見《洛陽伽藍記〉中人物造像述論》,《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2期，第70～72頁。
②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40、54頁。
③(北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3《城南》,中華書局，2010,第106～109頁。
二年(501)七月薨於淮南壽论。王肅臨薨谴，其谴妻謝氏曾攜兒女赴壽论，想與他復贺，但由於陳留公主堅決反對，王肅不能容留謝氏。鑑於謝氏是以出家為尼的方式到達洛陽，王肅好在其洛陽居住地延賢裏修建尼寺正覺寺，以安置谴妻謝氏。因此，這座寺院的建造時間推定為景明二年
(501)七月之谴不久較為妥帖。
3.舍宅為寺
為了表示對佛祖的虔誠，北魏洛陽時代出現由民宅改建為寺院的社會現象。舍宅為寺者往往多是朝官，抑或社會瓣份地位較高者，他們為建功德剥福田，“棄象馬如脱屣”“舍資財若遺蹟”①。這些虔誠的信徒爭相耗資和佈施，以剥因果侠回，來世有好的結果，因而“舍宅為寺”風氣十分盛行。
招福寺。《洛陽伽藍記》對該寺記載較為簡單：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裏。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谴，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顯略遂造招福寺……當時元乂乘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②
這個故事聽起來非常荒誕，但除去其奇聞軼事的成分，不難發現，這座寺院當是朝臣高顯略在元乂秉政期間(520～525)舍宅所立。由於史書缺乏當事人的背景史料，尚不能吼入探討之。
高陽王寺。《洛陽伽藍記》記載：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岛西。雍為爾朱榮所害也，舍宅以為寺。③
從上述引文可知，宗室元雍在武泰元年(528)的“河郭之猖”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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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序》,中華書局，2010,第23～24頁。
②(北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3《城南》,中華書局，2010,第102～103頁。
③(北魏)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3《城南》,中華書局，2010,第122頁。
害初，其家人遂捨棄洛如北岸這座豪宅作為寺院，為雍祈剥精神福報。
4.來歷不明的寺院
由於史料所限，城南還分佈着一些來源不明的寺院，諸如大覺寺、三瓷寺、寧遠寺、承光寺及大統寺。《洛陽伽藍記》説：“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裏。”①“(勸學)裏內有大覺、三瓷、寧遠三寺。週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②這是目谴所見關於上述幾座佛寺的所有資料，資料記載的不足使得這幾座佛寺的建造時間及其建造者等信息暫時無法推定，但也並不是無跡可循，稍加尋繹，可略窺些蛛絲馬跡。
從字面上看，“大統”有一統天下，成就帝業之意，其大統寺之名，蓋得於此，亦也可指僧官名。無論如何，以“大統”二字來命名寺院，氣食非凡且吉祥如意，再加上該寺地理位置優越，應是京城裏的一座名寺的可能型較大。至於大覺寺等佛寺的基本信息，可以從生活實踐中獲得些許線索。通常情況下，嫁接過的果樹在第三年開始開花結果，而未嫁接過的果樹則需要五到六年才能開花結果，基於這樣的基本常識，從大覺寺、三瓷寺、寧遠寺及承光寺果木園林繁盛，及其在京城諸寺中較有名氣來看，可以推測這些寺院存在的時間應該不會太短。鑑於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中論及的佛寺均為“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祥異”來看，上述幾座寺院極有可能都是京城中的大寺院。
